偌大的会场，人们轻声细语地说着印尼话，口音似曾相识，而我也似懂非懂地听着。他们和我一样，炎黄子孙的后代，黑眼珠，黑头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觉是陌生远多于熟悉，除了外表之外，我企图想要找出自己和他们的相同之处，但终归找到了满腔的落寞。

台上有人开始发表演讲，看得出来他们很努力地想要趁国家政策有所转变之际，捉紧机会，让蛰伏多年的中华文化重见天日。我的心开始微微发热。这一群人，几乎都是中年以上，双鬓斑白的还占了多数。我很确定我没有弄错，他们说的不是自己民族的语言，他们谈的却是攸关自己民族的课题：教育、语言、文化、民俗。没有诉诸情绪的控诉，有的只是充满希望的期待和理性的落实步骤。语气温和，神情坚毅，有的身体还在台上微微颤抖，或许是冷气太冷，或许是内心太热，也或许是宿愿得偿的兴奋。

怔忡之中，我听到司仪说了一个熟悉的字眼：“Ｍａｌａｙｓｉａ”。该我——马来西亚惟一的代表——上台了。时间只有五分钟，但报告的内容却是五十分钟也可能说不完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情况”。无论如何，我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尽我所能——就像目前的他们一样。

整个会场，我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我的国籍，而是我使用的语言和他们都不一样。会场突然变得异常安静，所有的视线，都往我身上聚焦，空气似要凝结。我一贯的泰然自若，一边平和地说着我原本准备好的讲稿，一边用目光扫射全场。从他们的眼神与点头中，我不担心他们听不懂。然而，当我的目光落在台前与我同桌那位七十几岁老人家的身上时，我不由自主地楞住了：那抽动的胸膛、那夺眶的眼泪、那频频擦拭脸颊的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步下台后，老人家趋前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抚了抚他的背，搀扶着他坐下。
“……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公开用华语演讲…真的很谢谢你……。”他语带哽咽。那一刹那，我突然也有落泪的冲动，使劲抚拍他的动作里，混合了我许许多多复杂的情绪：感慨、安慰、疼惜、感恩……。

老人家的眼泪告诉我，能说能听华语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我是比他幸运的，因为我开口就能说，闭口还能想，不需要用三十几年的岁月去等待。但是在庆幸的心情里，我更清楚，今天的这一切，不是理所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

曾经，我们也差一点就失去学习母语母文的权利，差一点就要将民族文化埋葬于记忆深处，差一点就要变成失根的民族。

庆幸的是，每每在“差一点”的关键时刻，总有人宁愿冒着被驱逐、被杀害、被囚禁的危险，力挽狂澜，坚持到底。他们的生命不比任何人廉价，他们也有自己挚爱的家人，但是在“个人生命”与“族群灵魂”两者被迫只能取其一的关键时刻，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失去前者，只是形体的消失；但失去后者，就连尊严与记忆也一并消失，没有重生机会的、永恒的消失。

这些视死如归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林连玉，１９６１那一年，他已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家，理应是安享晚年的时候，可是也就在这一年，他在同一个月内先后失去了代表国民地位的公民权，以及代表教师身分的教师注册证，原因是：反对当时的政府强迫华文中学改制为英文中学。

林连玉先生如果活着的话，今年是一百零一岁了。但我不觉得他已经逝世，因为我会说他一直坚持我们应该学会说的华语，我会写他一直坚持我们应该学会写的华文，我也会活得像他所坚持的一样，有文化的特征，有灵魂，有尊严。

我很肯定，当我七十几岁的时候，我说华语的声音里，将不会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