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教科书事件看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何玉万

前阵子在报章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让我们了解到原来教科书不只是关乎国民教育的问题，也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另外，克罗地亚总统迈西奇在5月10日该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会议上则说到：“历史应当真实地展现在学校的教科书中。这些教科书不但许多政治家要读，而且议会议员也应当去读。”（中国“光明日报”2005年5月10日）这两个国家对历史教科书的处理态度，显示教科书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基础教育中，历史科的教育目标有很多，包括公民意识、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思考能力的形成等，其中公民意识是让国民了解国家的发展过程，认识先辈为建设国家所付出的努力，从而珍惜现有的社会资源和财产，这里面还包括对本国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认识。正确的公民意识是正确的国家意识和正确的世界意识的综合。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公民意识的扭曲往往是人类灾难的祸端。即以20世纪为例，两次世界大战和很多局部冲突都与某些极端的国家意识的膨胀密切相关，在错误的公民意识驱动下，爱国主义会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会导致侵略他国的扩张主义。

任何教育目标都要依据一定的课程内容来实现，中学历史教育目标的实践，就是以历史教科书为轴心展开的，它不但是教师教学的基本凭借，也是学生学习历史的主要工具。如何将国家定下的课程纲要化为教科书内容，使教育目标顺利实现，成为编著者的重要责任。

理论上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并受科技发展尤其是历史学研究水平所制约，也与教育内部的各种因素（如教育目的、受教者身心发展规律和知识水平等）密切相关。实际操作时，主要由编著者按国家制定的课程标准（含课程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要求，综合各种最新、且受到史学界一致同意，具相对稳定性的史学研究及考古发现结果，以适合中学生学习理解的文字，恰当安插图表，选择性将历史事件逐一介绍给学生。

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不仅提供历史知识，而且必须顾及学生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历史审美感的养成的需求。但历史事实的陈述，往往受限于陈述者所获资料的多寡和真实性，以及其抱持的历史观。因此撰述历史的人，包括历史学家和历史教材的编著者，其实都握有操控读者认知结果的大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编著者，都必须有一定的历史道德，秉着良知尽量贴近事实的、客观的叙述相关历史事件。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就是有关版本的教科书编著者，以质疑的角度呈现日本在二战的作为，而这将直接影响读者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我国中学历史科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一个负责任、能运用历史思考、可主动捍卫国家利益的国民，因此中学历史教育着重在本国历史的认识。从初中到高中阶段，历史教科书都从15世纪起几个马来苏丹王国的建立与兴盛到马来西亚当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了通论式及加强式的介绍，其中也重点介绍了一些东南亚历史和与我国发展息息相关的外国历史。

相较于国中历史，独中的本国史显然过于单薄，但却更具世界观。这是因为华文独中历史课程的目标除了认识国家的建国过程外，也包含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要求，并极力促进对其他国家的认识和了解。在这个目标下，不管初中还是高中，历史课程内容都不只是单纯的本国史，还包括了中国史、欧美国家的历史，以及对东南亚邻国历史的认识，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对本国华人史和华教发展史的介绍。

著名史学家钱穆曾说过：“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之奋斗而牺牲……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的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这段话，充分表达了历史教育的影响力。例如，对吉隆坡的开发者叶亚来，国中课本只简单提及他对吉隆坡的开发负有重大的责任，读者无从了解叶氏到底负了哪些责任；而独中历史课本则具体说明了叶氏所做过的事情，从而激发学生对华人先辈建设国家的尊敬。由此，国中毕业的华裔生和独中毕业的华裔就会对我族在本国的贡献有不一样的认知，进而对族群事务会有不同的处理态度。

历史教科书，是中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对历史的全接触，若内容处理上稍有不慎，有可能影响他们日后对某一社会现象，甚至国家、民族的误解。因此历史教科书不仅仅在于让学生认识人类过去的作为，更在于其中所隐含的内在价值观，处理历史教科书必须要求谨慎和公正。

本文发表于2005年5月31日《东方日报》周二副刊“好教育”的“教享乐”版，改题为“编写真实的历史事迹”